1949年的初春从AnnCorio[1]要来俄亥俄州演出的消息传开开始，作为一些有正常性需求的男人，演出那段时间有无数狱警试图请假，甚至不惜向同僚借钱去一睹脱衣舞皇后的风姿，我对此表示理解但并不感兴趣——在我的时代，女星们身着泳装，风情万种的姿态在网上实在是屡见不鲜，就连各种沾了点儿颜色的小电影也能轻而易举的找到，如果你学会用一些小软件，甚至可以直接去某个橙色的P字头网站去看个眼花缭乱。
这个年代的脱衣舞仍属于滑稽歌舞杂剧，还未曾彻底沦为暧昧和桃色暗示的附庸，在我眼里她们的舞蹈不会比普通歌剧更有意思。我承认我只是个站在时代的巨人肩膀上傲然蔑视他们的小人物，但这并不妨碍我在狱警中因为接下各种替班的活计得到了一个好名声。
尤其是哈德利，在我连续第三天代他上夜班后，我带着一点令人意乱情迷的暧昧香水味回到监狱的顶头上司甚至给我带了一支钢笔。
“你跟那个安迪·杜弗伦——”
我下意识的纠正他：“安迪·杜弗兰。”
“好吧，安迪·杜弗兰，”他瞥了我一眼，对我的小小僭越之举并不多加责怪：“学的怎么样了？”
“聊胜于无。”我想了想，看在这支钢笔的面子上找了个哈德利大概会感兴趣的方面说，“税法实在是个很令人头痛的东西，所得税遗产税失业税……山姆大叔为了多拿走我们哪怕半个字儿都要设立一条新的政令，干什么都要交税……他们干脆把吃饭喝水写上一句也要交税得了！”
“他们巴不得，”哈德利的手搭在椅背上，男人仰头喝了一口啤酒，冷笑一声，“你以为吃饭喝水不用交税吗？只不过是因为我们吃饭喝水的税由卖给我们饭和水的人去交了。”
我瞠目结舌，为这片土地上连一个狱警都有如此见识而大受震撼。倒是哈德利在听完我的话后仿佛对我的学习进度有了新的认知，男人顺手拍了拍我的肩膀，手劲大到发出清晰地拍击声，“你确实该学学，这些是最基本的。”
大约是因为他已经送了我一支杂牌钢笔，所以我的替班就成了理所应当，他工资照拿，我的假期一天没加。
长时间的连续工作导致我在上课的时候——在上一节一对一的课程时都险些撑着手臂睡过去，等我回过神时安迪正站在我面前无奈的看着我，而我手里的钢笔已因过长时间的在纸上停顿洇出一片浓黑的墨渍。
“……抱歉。”我连忙放下钢笔，近乎狼狈的去擦手指上蹭上的墨水，直到此时我才发现纸上的笔记已经完全记成了一个我看不懂的样子，鬼画符一样的单词重重叠叠又或者连成一线，假如将这篇文字拿给‘没有这个局[2]’去破解，想必会令全美国最顶尖的数学家们也束手无策。
“今天先到这里？”安迪放下书和他的那份讲义，用一个肯定语气征询我的意见。
安迪是个十分擅长在人容忍线上探头探脚的人，大概是因为很清楚我不会把他怎么样，到现在他已经连长官的称谓都省略了，除了制服上的区别和他不得不给我这个蠢学生讲课外，我们在相处时几乎没什么身份差异。
我松了口气，索性靠在椅子上闭目养神，椅子有点硌，但在疲惫至极的睡眠需求下我几乎无暇他顾，最后一个念头是在近乎本能的叮嘱安迪：“对别人……别的狱警不要这样，他们可不是那么好说话。”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在睡着之前，我听见安迪似乎短暂的笑了一声。
老布在图书馆弄了一个破瓦盆，用来养一株金光菊，很难想象监狱里居然会有这样的花，安迪翻了图书馆里一大半的各类书籍才找到一本和植物主题相关的书，最终那盆花被放在了阳光最足的窗口。
大概是在监狱闷得太久，以至于这周末的休息时间我难得的想出去逛逛，不过逛了一圈的结果令人遗憾。
若非设身处地，旁的人很难体会到这种感觉，我走在街头，来来往往的不是黑发黑眼的同胞，而是黄发白肤的欧美人。那些走在大学里都会或多或少引起些许注视的人们充斥了我整个视线，并令我的‘轻度欧美脸盲证’逐渐向中度滑去。如果说监狱那个小空间还能让我略微麻痹自己，那么在这个大的世界，我不得不花上略微多的精力去模仿如何做一个美国人。